2023年7月4日晚上7点，天色依然明亮。兴奋的人群涌向东河沿岸的观景点，期待着观看焰火表演。对于在一家餐厅当厨师的林先生来说，这只是平常的一个夜晚。当逆着人流走向唐人街，行至曼哈顿大桥附近的麦迪臣街时，林先生发现有三个年轻人盯着他。他加快脚步想赶快走过去。
突然，林先生被猛击了一下，他的头感到一阵剧痛。其中一个年轻人无缘无故地打了他。林先生下意识地开始逃跑，但那三个人一直追赶他到了附近的一个公园，在殴打他之后迅速逃离现场。
接下来的三个月里，林先生因为伤情无法工作。他服用药物，但失眠和持续的耳痛等症状在半年后仍无改善。他最终去了一个33年都没去过的地方：一家正规诊所。
作为一名没有医疗保险的无证移民，林先生习惯了自我照顾和用非处方药物，因为他害怕看医生会产生高昂的费用。医生告诉他，这次受伤已经发展成了慢性炎症。然而，林先生却从这次袭击中看到了希望。他感到一丝带着苦涩的兴奋：“我可能终于有机会获得合法身份了。”出于安全考虑，本文未使用林先生全名。
成为犯罪受害者意味着林先生可以申请U签证，这是一种针对特定犯罪受害者的非移民签证，受害者需要遭受虐待并愿意协助执法部门。持有U签证的人可以在美国居住和工作长达四年，并在持有U签证三年后可申请合法永久居留。
林先生认为U签证可以为他带来他渴望多年的合法身份。他在纽约市警察局第五分局报了案，希望这份报告能帮助他申请U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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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先生的想法揭示了一个令人痛心的现实：目前，在美国应对越来越多的寻求庇护者的同时，仍有成千上万像林先生一样等待成为公民的无证移民面临着长期存在的挑战。最近有报道称，拜登政府即将宣布一项新的移民救济计划，针对那些在美国生活了数十年、仍然没有合法身份途径的无证移民。然而，该计划很可能主要惠及与美国公民结婚的移民。
而一些华裔无证移民告诉纽约移民记事网（Documented），没有合法身份令他们生活在社会安全网的边缘。对于一些上世纪90年代来到美国的中国无证移民来说，他们目前仍未获得合法身份，而且还面临着另一种困境：他们陷入了“无国”的困境，既不被原籍国也不被居住国承认为合法公民，他们感到无处归属。
黄唯律师事务所（Margaret W. Wong）的管理合伙人黄唯接受纽约移民记事网（Documented）时表示，目前尚不确定纽约有多少中国无证移民面临与林先生类似的挑战。但可以确定的是，许多在上世纪90年代来到美国的中国无证移民至今仍未获得合法身份。
根据致力于帮助弱势移民弄清移民程序的非营利组织Mobile Pathways的数据，从1990年到2000年，只有1万2834份中国公民提出的庇护申请获得批准，占5万6060份申请的23%。一些被拒绝的庇护申请者返回了中国，但许多人选择留在美国。移民政策研究所（The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的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约有9万9000名来自中国和香港的无证移民居住在纽约。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仍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和美国之间仍存在巨大的经济差距。
明理律师事务所的管理律师陈明利告诉纽约移民记事网（Documented），他认为许多中国移民，特别是来自南方地区的移民，主要是为了获得绿卡和更高的收入，而不是出于中国政府的政治压力而来到美国。
黄唯和陈明利律师将2000年代初中国庇护申请者遭遇的高拒绝率归因于广泛的移民欺诈和华人社区缺乏合格的双语移民律师。黄唯说：“我感到难过，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会编造一胎政策的故事，而我认为没有人愿意撒谎。联邦调查局和国土安全部还逮捕了很多华人银行家、律师、法律助理和顾问，因为他们编造故事。”
黄唯认为，大多数60岁或70岁的中国无证移民现在要么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积蓄回国与孙子孙女团聚，要么已经接受了在美国无证居留的现实。
江爱干（音译）于1990年来到美国寻求庇护，现在76岁。除非获得合法身份，否则他将无法退休。江爱干针对其庇护申请裁决的第一次上诉在2000年被确认，最后一次上诉在2004年被拒绝。他表示，他的案件被拒是因为他信任了假律师或不可靠的移民律师。他雇佣的第一名律师崔德虎（Te-Hu Tsuei，音译）在2010年因假冒律师而被控重窃罪。江爱干说崔德虎收了他大约3000美元，但拿到钱后对他的案件毫无作为。然后他找了一名真正的律师包爵仕（Robert E. Porges，音译），而包爵仕后来因参与移民走私案被判处八年以上监禁。这次，包爵仕向江先生收取了5000美元，江先生说包爵仕错误地陈述了他的经历，导致他的案件被拒。
目前，江爱干和他72岁的妻子住在布鲁克林一栋房子二楼的一个狭小房间里。为了养家，他偶尔会接一些建筑工或餐馆工的工作。他解释说，由于他的移民身份，他的妻子虽然是美国公民，但也不敢申请她本有资格享受的公共福利。
“我们害怕我会成为‘公共负担’，”江先生说。
回中国也不是江先生的选项。
“我在美国生活了这么多年，在中国已经一无所有。我甚至不知道我的户口是否还有效。”
江先生强调，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他一直是遵纪守法的居民。“我交税，还是华人互助联盟工会的志愿者，为外卖员倡导权益。我从未犯过罪，也为社会做出了贡献，只希望美国政府能给我合法身份，让我在年老时能有尊严地生活。”
尽管纽约市为新来的寻求庇护者提供住房、法律和经济援助，但江爱干和林先生也呼吁政府关注那些在这座城市工作和生活多年的无证移民。
他们告诉纽约移民记事网，缺乏资源和获得公民身份的途径让他们难以看到改变身份的希望。四年半前，江先生的女儿为他申请了I-601A临时豁免，使江先生可以申请豁免他的非法居留。然而，江先生说，该案件至今没有实质性进展。
李定一律师事务所的主要律师李定一表示，当前I-601表格的处理时间约为44个月。对于无证移民来说，“改变移民身份的途径很少”。
对于许多像林先生一样成为犯罪受害者的无证移民来说，U签证是他们申请绿卡的少数途径之一。然而，李定一指出，一些成为犯罪受害者的移民即使受了重伤，因为害怕暴露身份，可能在向警方报案时使用假名，从而错失了申请U签证的机会。
李定一强调，许多人都在期待可能的特赦或有一个合法途径让无证移民改变身份。然而，由于当前趋向于反移民情绪的政治气候，要预测是否这些政策会出台是比较困难的。
然而，也有人认识到社会无法无限期地支持大量涌入的无证移民。“即使在像纽约这样倾向于民主党的城市，反移民的抗议活动也在增多。我们需要做出一些改革，为那些在这里生活了很长时间、无犯罪记录、且缴纳税款的人出台一些政策。”
1990年，林先生因与妻子生育了两个孩子并受到一胎政策的惩罚而离开福建的妻子和两个儿子，踏上了赴美寻求庇护之旅。
在1992年首次申请庇护的七年后，也就是抵达美国九年后，他的申请被拒。林先生说，他认为案件被拒是因为处理案件的法官不相信他的故事。他说：“一个人的决定可以彻底改变另一个人的生活，真的很惨。”
林先生没有合法身份，缺乏英语能力，便在纽约市的服装厂和餐馆从事着低收入的工作。他花了五年时间，日以继夜地工作，才偿还了欠下的人口贩卖者的3万美元的债务，同时还在经济上为中国的家人提供支持。
尽管经历了9/11后衣场的衰退和2007年金融危机的打击，林先生三十多年来仍未放弃他的美国梦。
然而，新冠疫情成为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许多餐馆生意受到重创，林先生失业了。在疫情期间，他靠着微薄的积蓄和当时政府发放的救济金勉强度日。
林先生在电话采访中说：“在疫情的这几年里，我几乎无法养活自己。我没了工作，只能靠之前的积蓄和政府的救济金度过难关。”
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林先生不得不停止给家人汇钱。他的家人也越来越少地联系他，直到有一天，他们的联系彻底中断了。林先生表示，因为多年离家，他已经与家人的关系渐渐疏远。唯一与妻子和孩子的联系就是他每月寄回家的汇款，而现在，这一联系也消失了。“在疫情期间，我失去了收入，他们不再联系我也许是因为我对他们来说没有价值了。”
现在，68岁的林先生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中国和美国都无法为他晚年提供必要的基本保障。由于林先生和家人的关系疏远了，他很难回到中国与他们团聚，而且他在福建省的户口也被取消了。没有户口，他就无法享受基本的社会服务，比如可负担的医疗和社会保障福利。
另一方面，在美国，由于他的移民身份，他也无法获得基本的社会福利，如社会保障退休金或住房补贴。
林先生说：“这些年来我一直都有交税，也没有怎么用过福利。但现在，当我需要这些福利时，我却无权享受。”作为一个缺乏移民身份和社会福利的老年人，他有着不安全感。
林先生说：“在90年代初，许多像我一样30多岁的人来到美国。现在他们已经六七十岁了，人老了，却无法享受他们所需的服务和资源。”
他的声音微微颤抖。
“我们有家不能回，有国不能归。”
